

費利克斯·愛德華·瓦洛頓
FR
205
作品數量
1865 - 1925
生平
藝術家生平
費利克斯·愛德華·瓦洛頓(Félix Edouard Vallotton,1865–1925)是一位瑞士裔法國畫家暨版畫家,其獨特的風格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藝術界留下了鮮明的印記。瓦洛頓出生於瑞士洛桑一個保守的中產階級新教家庭,早年便顯露出藝術天賦。1882年,他獲得古典研究學位後移居巴黎追求藝術,進入朱利安學院學習。在那裡,他在朱爾·約瑟夫·勒費弗爾和古斯塔夫·布朗熱的指導下磨練技藝。他勤奮好學,在羅浮宮花費了無數時間,深深欽佩霍爾班和杜勒等古典大師,以及安格爾、哥雅和馬奈等現代畫家。特別是安格爾,成為他一生藝術創作的標竿。儘管最初面臨經濟困難和家人的擔憂,但在勒費弗爾對其才華的信任支持下,瓦洛頓決心以藝術家為生。
瓦洛頓的早期職業生涯以條理性著稱;1885年,他開始撰寫其《理性之書》(Livre de Raison),這是一份細緻的作品目錄。他最初的畫作多為肖像畫,展現了安格爾式的現實主義風格,但有時因其偏離學術傳統而受到批評。19世紀80年代末期充滿挑戰,伴隨著經濟困難和健康問題。一個關鍵時刻是他於1889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接觸到日本版畫,這深刻影響了他後來的作品,尤其是木刻版畫。1891年,他開始認真嘗試木版畫(xylography),並迅速掌握了這門技藝。他為保羅·魏爾倫創作的肖像標誌著他進入了這一領域。1892年,他加入了那比派(Les Nabis),這是一個由皮耶·博納爾、愛德華·維亞爾和莫里斯·丹尼斯等前衛藝術家組成的團體。儘管與他們有聯繫,並共同對象徵主義和簡化形式感興趣,瓦洛頓仍保持著獨特的藝術個性,贏得了「異鄉那比」(le Nabi étranger)的綽號。
19世紀90年代,瓦洛頓主要透過其木刻版畫獲得了國際認可。這些版畫以鮮明的黑白對比、大塊的色塊和極簡的細節為特徵,經常描繪街景、浴者、肖像,以及至關重要的系列作品《親密》(Intimités,1898年)。這個由十幅室內場景組成的系列探索了男女之間緊張的家庭交往,揭示了對資產階級生活敏銳甚至帶些譏諷的觀察。他的木刻版畫廣泛發表在《白色評論》(La Revue Blanche)等前衛期刊上,鞏固了他的聲譽。在此期間,他亦活躍於藝術評論領域並開始寫作。1899年,他與富有的寡婦加布里埃爾·羅德里格斯-亨利克斯結婚,她的家族擁有著名的貝恩海姆-熱恩畫廊,這是他生活中的一個重大轉變。這次婚姻為他帶來了經濟保障和人脈關係,促使瓦洛頓在1901年後逐漸放棄版畫創作,專注於繪畫。他於1900年成為法國歸化公民。
在後那比派時期,瓦洛頓專注於繪畫,創作了高度精細的肖像畫、裸體畫、靜物畫以及常憑記憶繪製的風景畫(「組合風景畫」,paysages composés)。他的繪畫風格保留了其木刻版畫的清晰度和硬朗邊緣,以一種不帶情感、寫實精確的方式呈現。雖然他的作品因其真實性和技巧而受到讚賞,但也常因其被認為冷漠和嚴峻而受到批評。評論家指出他的色彩中存在「難以忍受的乾燥感」和缺乏「愉悅感」。他的主題,尤其是裸體畫,以一種摒棄傳統感性的冷靜客觀方式描繪,這讓人聯想到後來的德國新客觀主義運動和愛德華·霍普的作品。他為葛楚·史坦等知名人士畫像,其群像作品《五位畫家》(1902-03年)捕捉了他的那比派同事們的形象。他亦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撰寫戲劇和小說《殺戮人生》(La Vie meurtrière),後者在他去世後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深刻影響了瓦洛頓。由於年齡原因,他未能參軍,便透過藝術表達了他的愛國情懷和反戰情感。1915-16年,他重拾木刻版畫,創作了系列作品《這就是戰爭!》(C'est la guerre!),這是他最後的版畫作品。1917年,他受法國政府委託巡視前線,創作的素描成為描繪飽受戰爭蹂躪景觀的畫作基礎,如《蘇安教堂剪影》,這些畫作以冷靜的超然態度記錄了戰爭的創傷。戰後,瓦洛頓專注於靜物畫、「組合風景畫」以及日益奔放、充滿情慾的裸體畫。晚年,他飽受健康問題困擾,冬季在濱海卡涅度過,夏季則在翁弗勒爾。1925年12月29日,費利克斯·瓦洛頓在巴黎因癌症手術後去世,享年60歲生日的隔天。
費利克斯·瓦洛頓作為一位極具原創性的藝術家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他雖然與那比派有關聯,卻開闢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他被認為是現代木刻版畫復興的關鍵人物,其大膽的圖形風格和創新技術影響了愛德華·孟克和恩斯特·路德維希·基希納等藝術家。他的畫作以其光滑的表面、銳利的輪廓和常常令人不安的心理暗流而難以歸類,在現實主義和象徵主義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他冷靜、超然的觀察,尤其體現在其《親密》系列和後來的裸體畫中,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並探索了複雜的人際關係。儘管瓦洛頓在其生前可能未獲得像某些同時代人那樣廣泛的聲譽,但其獨特的視角、他「尖刻甚至帶有諷刺意味的幽默感」以及他傳達心理不安的能力,為他贏得了作為他那個時代重要且富有創新精神的藝術家的持久認可,其作品以其對現代焦慮甚至超現實特質的預示而持續引發共鳴。